复旦凶案与非升即走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凶杀案原为是非分明的一个案子，但舆论持续发酵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有两个观点或者说情绪是很明显的。第一，为凶犯姜老师叫屈，认为是复旦与相关人不公平公正，把姜老师逼到了绝路；第二，矛头直指非升即走的长聘教授制度。有媒体平台的热点话题就是“非升即走制度下高校教师的焦虑”。
这两种观点或者说情绪其实是一体的。
无论如何我不能赞同第一个观点。根据媒体报道，姜老师认为学院书记刁难他，于是行凶，这也是很多舆论叫屈的地方。任何极端事件背后都有复杂的原因和理由，姜老师的问题同样。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姜毕业于复旦，后去美国，回国后第一个教职在苏州大学，6年期满未能获得聘任，原因也是不合格。随后转赴复旦，6年过去再次不合格。
关于姜老师的介绍与说法有很多，但凡有点人生阅历的人大约都能从中勾勒出姜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目前单身，纯真中有着执拗，非黑即白，自我，偏执，有很良善的一面，又有着自我的偏激，甚至是戾气。
坦率地讲，我不怀疑姜老师说谎，但这更多是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的自己的判断，是用自己的尺子量的结果，我很难认可接受。
在全国高校里，江苏、上海、浙江为代表的长三角是中国高校管理上最规范的地区，对于教师的评聘，复旦大学和苏州大学这两所大学更是高校教师管理中比较优秀的，受到同行的认可。
姜老师专业水平如何？我相信还是有很不错水准的，但是否和复旦与苏州大学的要求相匹配是另外一个问题。两所学校，连续12年，姜老师得多重要，让苏州大学、复旦大学商量好了一起为难他？这得多大的本事啊，需要协调多少人和资源和他过不去啊！如果要为难，复旦不要就是了，何苦这样过不去？至于有人说学院书记从中作梗，更是不熟悉了解评价过程。仅拿复旦来说，绝不是一个系上的领导能完全干扰和决定的。
答案大约只有一个：偏执的自我错误判断，也可以说是不属实。我们可以静等调查组的结论。
错误地利用凶手不客观的判断为凶手叫屈，变相地妖魔化被害者，不仅有违基本的法治精神，更是对被害人最大的不公平！
我们再说“非升即走”的高校教师聘用制度。
这一恶性事件让大家反省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高校人才评聘制度，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
非升即走是美国高校教师管理聘用“预聘-长聘”制度的产物，这个世纪被中国高校引进，目前在很多著名高校推行，其核心目的还是想激活高校教师的活力，改变原来高校评聘中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端铁饭碗，混日子等老问题，给年轻教师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
现实操作上，有很多高校是两种制度并行，往往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走“预聘-长聘”意味着薪酬待遇更高。因为科研的长周期性，一般高校的时间周期都是6年，有些规定为8年。一些优秀的老师，往往不必6年即可提前转为长聘教授。
坦率地讲，中国高校这些年教师质量的提高，与这个制度或类似制度的实施是有着积极关系的，至少在激发活力上，功不可没。大家都感叹现在高校教师不好当，尤其是著名高校，原因之一也在此。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没有问题。这套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文化以及相关配套的社会管理制度，相信有很多空间可以探讨。
比如目前我们可能还很难做到学术评价的科学与纯粹，绝对的客观公正，尤其是在低一层次的高校；再比如受我们的文化观念影响，规则意识不足，我们一方面嫉恶如仇，另一方面又往往缺乏原则，总强调没有原则的包容，甚至喜欢和稀泥。这种理念和非升即走的底层观念、逻辑是不同的：对或者错，达到或没有达到，没有模糊空间。还有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仅造成一些人才流动的阻力，也有生存的压力与困难。
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以一个极端的事件，就全盘否定某种制度本身，既不客观，也不科学。
目前的舆论持续发酵，甚至妖魔化高校与教师评聘，更多是大学教师对教师评聘制度，尤其是年轻教师焦虑情绪的释放与反映，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高校教师非升即走的焦虑来自哪里？说穿了，是考核，并不一定是非升即走的制度。
即便不是非升即走，也有其他考核淘汰制度。法理上，我们目前高校教师都是聘用制，都是有几年一个周期的考核，考核不合格就有淘汰，转岗，只是对老人没有做的那么决绝而已。
无论在哪个行业，这种考核都是必须的，对于高校，更是如此，如果不坚持严格的考核，必然出现一批混吃混喝的教授，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是有害的，对于学生家长是不负责任的。
但这些评价，需要科学合理，更需要客观公正，相信这是各种焦虑与诉求的核心。
遗憾的是，对于一个大学教师与其学术评价，比较复杂，在我们复杂的国情文化下，一些评聘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规避某些人为因素，甚至不合理的因素。
去年中央出台了教育评价综合改革方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破五唯，强调综合评价。此事再次提醒我们，在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中，确保公平公正，在评价改革的实践上尤为重要！
这种焦虑，还来自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伴随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就如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一样，博士也并不再是过去的博士，并不意味着必然有一个理想的去处。
2021年，我们的硕士招生超过120万，博士也达到12万。放眼世界发达国家，也在快速发展。换句话说，今天的博士和过去的博士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土博士还是洋博士。博士这种高层次研究人员的培养总量实际是超过社会需求的。
但博士的去处是相对狭窄的，大学教师岗位是博士毕业生的主要去处。仅就这一岗位看，2003年前后，我国高校每年引进16万人，最近几年一直徘徊在3-5万人左右。一边是快速增长，一边是显著下降，供需矛盾是突出的。
也正是在这种供需失衡的背景下，竞争更为激烈，需求方也就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很多人批评现在很多高校一个岗位，招了10个、20个人，认为是学校耍流氓，是学术剥削。殊不知，其中的本质是著名高校有更多的选择的结果，这一点是我们自己需要清醒认识，也必须面对的。现在一些著名高校招聘辅导员，也往往是清一色博士。日前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招聘一般的文员，绝大部分也都是博士。
最后，我还想提醒，这种焦虑，既有客观原因，制度原因，也有对自己不恰当的定位，我们需要多角度去看。
大家都想到名校当教授，名校的平台的确会给人更多机会，甚至也满足了个人与家人的虚荣心，但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胜任？目前著名高校教授的考核与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也需要掂量清楚，否则出现难以承受的焦虑是必然的。
前两天某著名大学一位教授跟我谈起他的博士，当年直博进了中国最好的学校，8年后仍然不能毕业，一度焦虑到要自杀，只好转硕士，才顺利毕业，后来去了一家中专学校当老师，目前反而活得轻松惬意。清华姚班的某同学也曾有着辉煌的履历，硕士毕业后也曾到国际著名互联网公司工作，前两年回到山西某地方高校当了老师，平时兼职给中学生做家教，颇受大家喜爱与尊敬。
焦虑是什么？能力、资源和目标的差距，是达不到目标时产生的。绝对优秀的人是有限的，著名大学里青年教师的一些焦虑，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能力与目标的差距。如果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有合理的定位，至少焦虑会少很多，否则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最后，想引用一位智者在朋友圈讨论此事时的观点做最后的提醒：美国时有答辩者枪杀答辩委员的新闻曝出，会有制度反思，但并没有像我们这样，最后都骂上了被害者。总是将个案上升到对中国某项制度或者整体制度的批评，而忘记案件本身，可能也是一种严重的系统性认知偏差。值得对这种思维、这种说话调调反思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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